除了责任感，追求精神性的东西或许就是第二烙印了。对于个人的、家庭的物质性追求，在他们当中自然也是人异人殊，他们当中也不乏老板与大腕了，但总起来说还是逊位于精神性的追求，这种精神性追求也是可以再做划分的，有些体现在著书立说上，有的表现为学位或职称，有的则想在从政上有不俗的表现。
一个电子企业的工程师对我说，我们那个时代太讲社会责任感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又一点集体观念都不讲，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有太多的批判，但却少了义务与责任感。
这或许表现的就是一种两极偏离。但也有人尤其是“九八”一代，表示了不同看法。
“七八”一代素质中的吃苦精神和比较清醒的自我批判态度构成了他们人生坐标中的亮点；“九八”一代青年却因更好的教育基础和更强的冒险精神获得了较高的人生起点。
在邵鸿家里，我想就上网问题求教于他。他说，玩电脑，他还不如他读中学的儿子熟练。我们有一个共识，“九八”一代受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教育，不仅基础教育扎实，科技、英语都比我们强出不只一头。试想“七八”一代，大多数人的中学或小学在“文革”中度过，“文革”之后又有两三年的过渡期，在大学乃至读研究生都有填塞、搭末班车与急忙补课的性质，所以在政治、法律、中文、哲学等人文科学方面建树颇丰，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免相形见绌。
无庸讳言，“七八”一代素质中的吃苦精神、奋斗意识以及始终不曾泯灭的精神追求，还有比较清醒的自我批判态度，构成了他们人生坐标中的亮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小环境，包容、宽厚、乐于助人也是大多数人品格中的钙与盐。他们中也有怨天尤人者，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时代造就的缺损、阵痛或遗憾，在困厄的条件下，担当起为人父母、为人子女的职责，在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学习工作逼迫的境遇里，力挽重辔，勉而前行。
诚如一位离休老干部对我说的，“七八”一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坚，“九八”一代则凭着良好的教育基础和人生起点昭示了后生可畏的潜力。
大致说来，“文革”后开始涉世的青年与90年代迈入社会的青年如同两个相切圆，既有相同处，更有相异处。相同的地方是都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比如电脑这个90年代迅速崛起的信息霸主，既得“九八”一代欣喜，也得“七八”一代青睐。南昌大学网络中心主任李建民教授所带的一班人最能说明这两代人的“共融性”。李教授出生于1957年，身边还有几个年纪相仿的助手，他们开拓了江西省抗旱防涝、金融保险诸多信息大项目，甚至远渡扶桑，到工业大国日本去接项目做。这个中心更有一批近年陆续毕业的大学生，不到一两年就是项目经理，甚至副总经理，搞起软件编程来，得心应手，不输师长。李建民说：“现在的年轻人，只要肯学，肯钻，肯吃苦，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20年的历史变迁，当然也造成了两代人不同的世界观与生活观，个人奋斗的目标未必一样，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还有在处理婚恋家庭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上，都各有差异。前一代人更具有理性意识，在后一代人身上，则表现出更充沛的生活激情。前一代人相信精神是种绝对高于物质的需求，后一代人则更愿意站在现实的大地上仰望精神的星空；前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像他们的中山装、黄军装一样整齐划一；后一代人则以其个性斑斓的手笔把青春的色彩涂抹得像T字展台上的时装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涉泄之初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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